首先出口退税是实行增值税税制的国家采取的一个普遍做法，旨在消除不同税制导致的价格差异（如中国和欧盟采用的增值税体制（VAT）和美国采用的商品服务税（GST）体制），这样所生产的出口商品在达到最终消费者时不会包含预付税。

　　在增值税（VAT）税制下，政府对所有生产和制造环节的企业征税，计税基础为每个环节所带来的商品或服务价格或价值增值。由于层层累计的增值税包含在价格中，而最终由消费者支付，因此增值税实际上是一种隐含的销售税。而美国采取的GST税制仅对销售商征税（消费之前的最终环节）。与实行VAT税制的国家相比，采取GST税制国家的出口商品价格中并没有包含为生产材料所支付的税金。

　　国际通行的做法是，一旦不含增值税的出口商品到达最终目的地，进口国会对其征收进口增值税（税率通常与进口国的增值税相当）。这样，由于进口商品的售价中同样包含了增值税，进口国本国所生产的同类产品在价格上就不会存在劣势。因此，与出口退税是对出口商“补贴”的流行说法相反，退税制度只不过是WTO所接受的一种旨在保证本国出口商与外国进口商品生产商平等竞争的标准做法。

　　更重要的是名义汇率升值是一个远优于降低出口退税率的政策选择。第一，如上所述，调降出口退税率无异于对国内出口商“征税”。若进口关税没有类似幅度的下调，单方面降低出口退税率的影响相当于人民币名义升值加上进口关税上升。因此，单方面降低出口退税而不相应下调进口关税将会增加贸易壁垒，从而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如此看来，它比通过一般通货膨胀来矫正被低估的币值代价更大。

　　其次，单方面降低出口退税所造成的价格扭曲最好地体现在它对于进出口相对需求的不对称影响。下调出口退税率只会对出口需求造成负面影响，而不能促进进口需求。反之，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有助于引导需求由出口转向进口。也就是说，它可以降低进口价格，提升进口需求，从而更加有效地减少贸易顺差。

　　第三，较之出口退税率下调，名义汇率升值能够更有效地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因为它可以直接收紧流动性，以及降低进口品的国内售价。

　　最后，出口退税率的频繁调整会带来额外的效率损失，因为它往往会增加政策监管的不确定性（即使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也没有市场能够对冲税率风险），削弱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

　　我一直认为人民币重估是解决中国外部和内部失衡问题“成本”最低的途径。但是，在2003-2004年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们选择了主要依赖行政手段控制信贷和投资审批，以及针对某些行业的紧缩政策，并且附之以出口退税率下调3%，两次上调准备金率，加息27个基点。但是与此同时，随着美元的贬值，人民币贸易加权平均汇率贬值。结果是，国内需求大幅萎缩，从而使2005年贸易顺差比2004年增加两倍多。

　　从今年4月以来，新一轮宏观调控开始了。同样地，这次的政策工具截至目前包括对信贷和投资审批的行政控制，对房地产行业的紧缩政策，加息27个基点，准备金率上调50个基点等。然而，今年人民币一篮子货币指数（TWI）再度贬值2.4%左右。

　　截至目前，我对这一轮紧缩政策的判断是，这些措施不仅不能充分遏制通胀压力，反而加剧了抑制内需的风险。出口退税率下调两个百分点会有效减缓中国出口增长吗？在边际上或许如此。但是，它将无益于中国增加进口，不会扩大内需，因此无助于调整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均衡。而且，这种做法会扭曲相对价格，降低市场效率，相比之下人民币直接升值的成本要低得多，效率要高得多。

　　（作者系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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