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陕西榆林。

中国最大的神府煤田就在这里。杨伙盘煤矿门口，挤满了等待装煤的大卡车。运煤的火车专列，每隔几分钟就从卡车头顶飞驰而过—四年来，这是杨伙盘煤矿乃至整个榆林煤矿第一次如此繁忙。

许多煤矿的货场大部分都空了，据工作人员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现在整个杨伙盘煤矿的库存只剩下几千吨了，而去年同期，这里还积压了近20万吨的煤炭库存，“亏本销售都没人买”。

榆林煤矿的罕见繁忙，折射出当今国内煤价引人注目的增长。煤炭犹如赤贫者走入庙堂，由极端低迷猛然走入投资者的视野，受到期货炒家的热烈追捧。11月3日，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于607元/吨，创下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较年初371元/吨上涨了236元/吨、累计涨幅达到了63.6%。

地点切换至北京。

面对国内煤价的“疯涨”局面，发改委频繁出手。

10月25日，国家发改委召开重点煤炭企业座谈会，分析当前煤炭供需形势、研究做好煤炭去产能、保供应、转型升级等有关工作。据了解，此次会议听取了22家主要国有煤企对去产能、控产量等方面的意见，在会议中，发改委表示，希望煤炭价格不要再上涨。

一个多星期后，11月3日，发改委又召开了“规范煤炭企业价格提醒告诫会”。发改委以“告诫”为目的召开会议，在煤炭领域里并不常见。在这次会议上，发改委强调：高度关注重视煤价过快上涨，要求抑制煤价过快上涨、先进产能尽快释放产量、保障冬春季煤炭供应并坚持去产能决心不动摇。

据国家发改委官网统计，仅10月1日至今，发改委已经就煤价上涨召开7次会议，主题包括缓解冬春煤炭供需矛盾，以及抑制煤价过快上涨。为了保障钢铁、电力等下游企业的效益和供给侧改革的大局，调控煤价势在必行。而此时刚刚见到曙光的煤炭企业则再次发现，未来犹如雾里探花，去产能的任务仍长路漫漫。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煤炭企业欠债太多，这一波价格上涨对于企业还债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真正的作用在于提振了煤企员工的信心，也提振了银行对煤企的信心，变得愿意给煤企借钱了。这让煤企松了一口气”。

煤价年涨63.6%，一场波澜壮阔的V走势

榆林煤矿的火爆场景并非孤例。9月以来，华北产煤大省山西、内蒙古的煤企都出现了相似场景，原本萎缩的煤炭运输需求迅速变得紧张起来。

“这一轮煤价上涨，缓解了我们的债务压力，”华北某省一名国有煤企内部人员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给我们去产能留了一些余地，但下一步，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去产能，增加在开采技术上的投入。”

上述内部人士表示，按照国家和该省的要求，今年以来，该集团已经关闭了三座矿井，化解产能共375万吨。正是在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的背景下，煤炭价格在多年低迷后飞速上扬。

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上涨了9.8%，推动PPI同比上涨1.2%。11月3日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于607元/吨，创下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较年初371元/吨上涨了236元/吨，累计涨幅达到了63.6%。

泾渭能源价格中心主任曾浩曾表示：“其他大宗商品都是L形走势，煤炭却只用1年时间就把前四年跌的都反弹回来了，竟然走成了个V字型形。它到底如何走出这么波澜壮阔的走势的呢？”

11月9日，发改委就鼓励签订中长期合同、促进煤炭和相关行业持续发展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在会上，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巡视员张满英指出，当前煤炭价格过快上涨，是煤炭供需长期稳定关系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在短期内几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张满英还强调，“不排除有的市场主体借机炒作和囤积”。

“煤价上涨还是供需矛盾的反映”，中央财经大学煤炭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邢雷表示，今年房地产行业快速增长，拉动了重工业的复苏，“水泥、钢铁行业都得到大幅度增长，对电力的需求也就猛增。这拉动了煤炭的价格。”张满英亦提到，今年下半年全国主要流域来水偏枯1-3成，水电发电量有所下降，同期，全社会用电量出现稳定恢复态势，加之冬季的供暖需求，几个需求的集中，出现了供求偏紧的情况。

无法否认的是，煤炭缺乏供给和去产能是一对矛盾体。张满英介绍：“随着煤炭去产能工作的加快推进，煤炭涉及违法违规生产和超能力生产情况基本上得到了遏制。同时，减量化的生产措施也得到了落实，煤炭的产量出现小幅度回落，个别地区出现阶段性供应偏紧的情况。” 最新数据显示，9月全国原煤产量为27696万吨，环比减少112万吨或0.4％，同比减少12.8％，降幅较8月扩大1.1个百分点。今年1-9月，全国原煤累计产量共计244164万吨，同比减少11.9％。

此外，煤炭曾经是铁路运输最大宗的货物之一，但近几年铁路运量持续下降，特别是煤炭运量大幅度下滑。铁路部门积极发展其他货源后，煤炭的运力包括敞篷车辆都在逐步减少。公路方面，交通部8月份发布新规，要求货车重量最高不能超过49吨。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在执行上述规定后，煤炭汽运运费比此前上涨了30-50元。太原铁路局等铁路部门为应对因公路运输价格上涨分流到铁路的煤炭运输需求，纷纷上调价格。

数种因素叠加，造成煤炭运输费用上涨、周期变慢，最终体现在了煤价上。

中远煤炭分析师张志斌还表示，原本进口煤炭作为调节手段被寄予厚望，但“从国外运煤炭需要一定的周期，不能立即满足国内的需求”，因此进口煤调节手段也部分失效。

针对煤价飙涨的局面，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兼投资司司长许昆林认为，目前煤炭供应的基本面是稳定的，并不支撑煤炭价格非理性上涨，“当前我们（政府部门及煤炭企业等）完全有条件、有办法保障煤炭的安全稳定供应”。

据悉，11月9日发布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于606元/吨，比前一报告期下降1元/吨，结束了此前连续18期上涨的局面。

放宽煤矿关闭时间，一切围绕“不要再涨了”

调控煤价从增大供给开始。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通过减量化生产和治理违法违规建设控制的10亿吨左右产能，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有条件有序地进行释放”。

根据去产能的要求，全国煤矿必须把一年的生产期限限定在276天之内，在业内，这被称为“276政策”。目前，这一规定有所放松。按照9月27日召开的保障冬季煤炭稳定供应全国电视电话会议部署，符合一定条件的煤矿，可以在276-330个工作日之间释放产能，没有参与产能释放的煤矿仍要严格执行276个工作日制度。产能释放期限暂定为2016年10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许昆林透露：“发改委正研究把276-330个工作日之间先进产能的释放期限从此前今年底延长到今冬明春的供暖期结束。”这映射出煤炭的供需矛盾仍然较为紧张。

此外，发改委还通过中央和地方的两级调控，让产煤省（市、区）根据本地平衡市场的需要，制定产能释放方案，明确参与产能释放的煤矿名称和调控产能、产量，于9月30日前启动实施，并报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另一方面，对在规定时间内落实产能置换指标的新建煤矿（含未批先建煤矿补办手续），则可适度放宽退出煤矿的关闭时间要求，新建煤矿可以在产能置换煤矿关闭前投入生产。

释放煤炭供给之外，11月3日召开的“规范煤炭企业价格提醒告诫会”上，发改委向与会的煤炭企业负责人乃至整个煤炭行业释放出颇为明确的信号：不要再涨了。中远煤炭分析师张志斌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发改委出面，是因为其将这次上涨判断为非理性性质，影响到了下游企业的生存空间。

邢雷则表示，“煤企此前的日子更不好过”，为顾全大局，煤炭行业往往压低价格，向其他行业让利。这加剧了煤企经营的困难。

近期煤价大幅上涨之前，煤炭市场已经持续低迷数年。环渤海动力煤综合平均价格从2011年的860元/吨一路下跌；2014年7月23日，煤炭价格“破5”，每吨最低跌至478元，年末恢复至525元；2015年9月23日，“破4”，跌至398元，12月8日再跌至371元，煤价指数下跌154元/吨。

煤炭价格的低迷造成许多煤企，包括大型国有煤企在经营上的步履维艰。今年5月12日，山西七大国有煤企财报显示，2015年底，其债务总额较前一年增加千亿规模，达到1.1万亿元。这七家企业的现金流也在持续萎缩，截至去年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合计-48.1亿元，相比于前一年底的160.46亿元由正转负。山西省焦煤集团新闻处人士在回应时代周报记者采访要求时称，“对于负债问题，恕不回应”。

负债高企，现金流萎缩，导致员工工资出现大面积降薪、欠薪现象。2015年12月4日，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十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为山西下一个5年如何发展，给出了3万多字的建议，建议刊登在12月9日的《山西日报》上。建议提到，“全省煤炭企业到（2015年）9月底盈亏相抵净亏损70.37亿元，欠发职工工资35亿元，欠缴社会保险109亿元”，这是山西省首次公布这个严峻的数字。

与过去几年煤企凋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发电行业迎来了好光景。截至2015年年底，以华能、大唐为首的五大发电央企在利润总额、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等经营指标上创造了2002年电改以来的“13年之最”，其中火电的业绩最为亮眼，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此轮煤价上涨后，贵州、湖南、云南的火电用煤库存立即告急，三省相继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电煤供应保障问题。由于电对工业的重要性，“以煤保电”势在必行。

发改委于11月9日召开的发布会，主题是“鼓励签订中长期协议”。李锦表示，中长期协议的签订，保证了无论煤价如何波动，煤电双方的效益都不会受到太大损失，相当于彼此都吃了一颗定心丸。

11月11日，神华、中煤与华能、国电、大唐三家发电企业签订煤电中长期协议。加上此前神华、中煤与华电、中国电力[-1.90%]投资集团签订的中长期协议，至此，国内两大煤炭巨头与五大发电企业在“双十一”前全部签订了中长期协议。

此次签订的协议与过去最大的不同是明确了定价机制。确定5500大卡动力煤基准价为每吨535元人民币，比当前煤炭市场价格低了70多元。

邢雷则表示，协议的签订其实表明，煤企作了牺牲和妥协。“这并不是市场行为”。

调控煤价，市场与政府比例孰多孰少？

事实上，即使煤价“疯狂”上涨，国内煤炭行业仍然没有摆脱整体亏损的局面。中国煤炭资源网最新数据表明，8月份全国动力煤矿区亏损面在四成左右。而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统计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负债总额3.6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到70%。

多名专家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煤炭行业还未走出困境，对于煤价上涨，应更多采取市场手段予以应对。

张志斌认为，煤价涨高不一定是坏事。“现在煤炭价格高了，就要有意识地淘汰落后发电和钢铁企业。等到一定程度供需平衡后，煤炭再降价，第二轮再淘汰一批相对落后的煤炭企业。这样就达到了煤炭生产和消费逐步下降，从而达到减少碳排放、去产能的目的。”

面对发改委的频繁出手，一位不愿具名的煤炭行业人士表示，发改委此次号召煤企与发电企业签订中长期合同，且在合同中规定了煤炭价格，“干预得过深了”。

邢雷则进一步分析说，发改委通过增加煤矿生产期限、提高供给的措施，效果存疑。“煤矿开采有一个周期。封存的煤矿，还要再一次勘探、抽水、安全检查，不可能立即变成产能、变出煤炭。煤炭运输也需要时间。”“大宗物资的价格变化事实上反映了宏观经济的变化。”邢雷认为，煤价上涨有供需上的合理性，不应该强行打断这一进程。他建议，煤炭和钢铁、电力等产业本就是上下游关系，应该相互依存。“可以用资本的手段，通过煤企、电企相互持股、换股，加强依存度。”

李锦则认为，发改委的宏观调控有其必要性，“灭一灭煤价的虚火”。他表示，随着煤价高企，一些煤炭僵尸企业开始悄悄复产，这样的例子已在重庆等地出现。“煤价上升会导致连锁反应，最重要的是，去产能的正面效应还没产生，副作用就出现了，这不利于大局。况且煤价上升是短期的波动，国内的煤炭总量还是供大于求的。”

“坚定去产能不动摇”—虽然发改委已经表明了态度，但在面临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时，煤价的调控、煤企的生死，依然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与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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